政治家：
春秋 季札
唐 李栖筠（客居）
明 孙慎行
清 于敏中刘纶史贻直
民国 庄思缄
现代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 史良狄超白
吴季札三让王位
因避让君长之位给贤德的弟弟季历，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相偕从陕西岐山一带周族发祥地避居江南（今无锡梅里一带），与当地土著民族结合，号称“句吴”。太伯传十九世寿梦，已是春秋晚期，吴国才开始强大。寿梦有四个儿子：依次为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小儿子季最贤，为寿梦所喜爱。寿梦临终前找算立季札为王，季札坚决推让，只好叫长子诸樊代行国事。吴王诸樊办完父丧，准备让位季札，季札婉言谢绝，说道：“曹国宣公逝世后，诸候和曹国百姓对杀太子而自立的曹成公不拥戴，准备立子臧，子臧避开以成全曹成公，君子评论：‘子臧能守节'，你义不容辞地应嗣位，我季札虽不材，愿意效法子臧让位之义举”。吴国百姓坚决要立季札为王，季札便离家跑到舜过山（今江阴境内）去耕种、隐居。13年后吴王诸樊死了，传位给弟弟余祭，这正与寿梦临终前关于王位在兄弟间依次相传、最后由季札继承王位的遗嘱相符。吴王余祭在位17年，死后传王位给余昧。4年后吴王余昧又死了，临终前想把王位传给小弟季札，季札第三次推让王位，躲避起来。吴国臣民都说：“先王（指寿梦）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就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吧！”
吴季札挂剑冢树
季札受吴王余祭之命出使北方上国，路经徐国，就拜会徐国国君，徐君隆重接待远道而来的吴国使者季札。在会见过程中，徐君见季札身边所佩的青铜宝剑煞是威武，请求季札解下来鉴赏。当宝剑出鞘后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徐君非常羡慕，想索取此剑，但对这位初交又不便启齿。聪明的季札已看出徐君的心思，为了还要继续北上去出使上国，考虑到当时列国间经常发生战争，路途上极不安全的情况，当时没有将这把宝剑赠给徐君，等到访问了北方上国，在萧瑟秋风的返回途中再到徐国，徐君已死。季札悲恸极了，便带了侍从官到徐君墓冢去凭吊，祭扫完毕。季札随手解下佩剑，张挂在墓前的松树上。侍从官不解地问：“徐君已死，你把这么贵重的宝剑送给谁呢？！”季札坦然答道：“从会见徐君时起，我已默许将此宝剑相赠，岂难道可以因徐逝世而背离我的初衷！”
后人慨然颂道：“延陵季子兮不忘故（指故友），千金之剑挂秋墓
瞿秋白
在上海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12号一同屋中，醒目地挂着鲁迅先生送给主人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位被鲁迅视为知己的主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1899-1935）。他早年与张太雷一起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1922年入党。大革命时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瞿秋白于8月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建立了巨大功勋。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后在中共上海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1934年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途中被俘，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当年《申报》报道了就义详情：“17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枪决。翌日晨8时，特别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颔首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言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各一阙。……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呼然一声，饮弹而殒矣。”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
张太雷
1924年12月24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有一位26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列宁守灵，接着又参加了隆重的葬礼，他就是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后，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张太雷。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父亲见他相貌不凡，又因家境窘困，取《周易》“否极泰来”之意，取字泰来。后又改名太雷，寓震醒痴顽，打击强暴之意。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参加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次年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军委委员等职，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1920年受陈独秀委托，与俞秀松等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第一批团员。1922年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致开幕词，作关于团纲团章报告。曾任团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总书记。他也是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27年12月11日，领导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和起义总指挥，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下午在参加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恽代英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周恩来同志曾这样评价这首诗的作者：“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宣传家、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恽代英（1895-1931）祖籍武进市，生于湖北武昌。早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五四”时期，在武汉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并创办利群书店，传播革命火种。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并在该刊撰文100余篇，成为青年良师益友。国共合作期间，与毛泽东等一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共五大、六大中央委员。 1928年后，先后任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长，主编《红旗》，支持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观点。1930年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坚持斗争。翌年因叛徒出卖，蒋介石派人劝降不成，被杀害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遗著编成《恽代英文集》。
李公朴
“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力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获悉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后发的唁电。李公朴（1902-1946）原名永祥，号仆如，武进人。早年在镇江学徒，曾参加北伐，后留学美国阿震干州黎德大学。回国后抱着“唤起民众”雄心壮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1936年11月23日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书“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以明志。出狱后曾应阎锡山之邀赴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武汉撤退后，两次去延安参观学习，毛主席亲自到窑洞看望，并为李夫人张曼筠所画长城图亲题《清平乐·六盘山》旧作，还指示罗瑞卿帮助落实李提出的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方案。他在华北敌后跑了15个县，500多个村，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认为这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型。抗战胜利后不久，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执委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在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上，国民党特务制造重庆校场口血案，身为大会总指挥的他受伤最重。出院后，他带着伤痕回到昆明，和闻一多一起积极发动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活动，1946年7月，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他对一朋友说：“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11日特务终于下了毒手，用微声手枪暗杀了他。李弥留之际仍说：“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
史良
1936年年底，在上海爱文义路路口，一位任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的女领袖，为了嘲弄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张悬赏5万元通缉她的招贴下，拍照存念。这位勇敢的女性就是史良。史良（1900-1985）出生于常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7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后长期执律师业务。30年代初与中共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建立联系，曾受理中共地下党员任白戈、熊瑾玎、艾芜以及贺龙家属向元姑、贺干臣、贺学庠等人的政治案件，并设法营救。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与宋庆龄等40余人一起被选为执行委员。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她走在最前列。曾与沈钩儒等4人赴南京请愿，开展援绥募捐活动，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在纪念国耻日的游行中被反动军警打伤住院，为革命文豪鲁迅送葬，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等等。国民党反动派对她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活动恨之人骨。1936年11月23日，她在辣斐得路寓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沈钧儒、李公朴等6人，此即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经全国人民声援和宋庆龄、何香凝等营救出狱。上海沦陷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1942年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历任中央委员、华东执行部主任等职。解放后，是首任司法部长，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中华全国妇联副主席。
狄超白
1932年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审讯室里，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备受酷刑，但这位党员严守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判了他10年重刑。在中央陆军监狱，为反抗看守长对难友的迫害，他曾绝食3天。在3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设法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写就《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他就是当年受中共南京市委派遣，到家乡溧阳创建党组织时被捕的狄超白（1910-1977）。他出狱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京、安徽、武汉、重庆、桂林以及香港从事统一战线、文化宣传、经济研究等工作。解放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统计处处长，主持国家统计工作，参与创建新中国第一个经济研究机构——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曾任研究员、副所长、代理所长。1954年中科院成立学部，任学部委员，并负责编辑《经济研究》。翌年和中宣部、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共同发起，轮流主持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的学术讨论。1956年主持《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草案）》的起草工作。他还在经济研究所招考了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并亲自担任导师。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针对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如《中国土地问题讲话》、《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过渡时期的个体经济》、《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意见提纲》等，为党中央制订经济政策出谋划策。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蒙受不白之冤达2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后才彻底平反纠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