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语言意识的自觉和迷失

  “语言意识的自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与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动力。“语言的自觉”被赋予一个时代艺术思维变革的意义和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新起点,一场伟大的文学变革的新征兆,一个未来期待的新的承诺”(张颐武《20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的及物抑或不及物,即语言与客观现实世界的认知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语言意识的觉醒的起点和核心内容。

   当代中国文学不及物语言观及其写作,受启于不同体系的西方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在新时期文学演变中,形成芜杂的文学精神型态。它既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学观念的解放与革新,同时又表现为对当代中国文明情景体认的错位和对语言本性认识的某种偏执。

   确证文学语言的诗性超越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最初的理论自觉。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关于构成“文学性”的指涉自身的语言和服务于单纯交流目的的实用语言的划分,英美新批评关于确证某个事实的实用语言的“真陈述”,和为了表现某种主观体验的诗的语言的“拟陈述”的区分以及德国符号哲学家卡西尔关于作为“直觉的形式”的诗性语言和普通语言的界说,在语言观上都体现了相同的理论路径,即将语言分成及物的指涉性的实用/自然语言和不及物的自律的诗性语言文学语言的自律性,即诗性超越特征将“物”——外部世界疏离或排斥在文学性之外。1985年前后以“语言意识”为导向的“小说文体”革新,显然是对依然坚固的文学的社会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再现论”构成挑战,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文学被要求反映具有本质真实的客观社会现实,语言的及物性实乃文学的社会政治性。对于急待实现文学范式转型的新时期文学,诗性超越的不及物语言观为其提供了精神启示和理论支撑。应该说,“语言的自觉”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文学走向解放的必要环节,并为文学表现现代更复杂的精神生活和更高的生存意向提供了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及物语言观及其写作第一次给出了迥异于社会政治学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这一理论意向突出表现为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刻意疏离和超越,如新潮小说的历史边缘化写作和原生态叙事,以及跨越八九十年代的理论批评“重写文学史”和“再论大师”的非历史主义倾向。

   当代中国文学语言的诗性超越之路构造了一个回到文学自身的神话,并被视为当代文学历史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虚幻的历史意向和芜杂的个人经验,造成了新潮文学文化精神的弥散和实践品格的丧失,诗性语言及其写作的深刻的认识论意义,以及文化精神的创构功能未被充分阐明通过虚构性或想象性的话语情景,去探询、叩问世界的本相,在更高的层面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这便是诗性话语的语言圣职和深刻的认识论意识,一种对经验世界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力量,也是诗性话语的本质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诗的语言的及物性本性便被窥见了。因而用诗性语言来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存在严重的理论失误。

   结构主义暨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引入成为80年代又一重大理论事件,并构成当代文学语言意识觉醒的又一理论资源。对语言不及物的体认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理论意向的演绎及其写作实践既生成了当代文学某种“先锋”精神形态,又体现了信息时代语言符号的生产机制和语言消费的商业资本逻辑,这是文学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品格的混合物,也是社会文化的符号化生成和语言学模式的跨越,构成了当代中国语言写作的精神品格。90年代后中国文学精神型态的裂变始终伴随着现代语言符号意识的自觉。当差异性宣告了语言与存在同一性的破裂,理论的假定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便构成对当代文学最为激进的精神启示。语言既然不能反映客观实存,意义又从何处追寻?意义既在语言中飘散,道与逻格斯便成为虚妄之物。一切都是话语,一切都成为话语,成为当代写作的显明的文学精神标帜。“不及物写作”的先锋文学用语言游戏和削平深度来显示自己的革命姿态,并宣称写作将摆脱语言的异化,使人摆脱一切精神负累而走向真正的解放和自由。然而,这只是试图与西方现代文化潮流呼应中的一种迷失和误置,是对当代中国文明情景体认的错位,是一次刻意为之的虚幻的语言事件,无论是马原的叙事圈套、格非的叙事迷宫、孙甘露的能指化写作以及韩东等实验诗人的诗歌语言体系大裂变,只不过是丧失了“所指”的不及物写作的文化精神弥散的表征。其意义不只是提供了文化转型期以拒绝政治的方式来重新“塑造个人化经验”的文学精神意向,更表明一种源于语言与实存同一性断裂所滋生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对恒久的文学理性品格的浸染和损毁,显示了某种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危机。在对本源性或终极性存在的解构中,“不及物写作”很快丧失了“革命”的激情,迅速融入了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浪潮,生成了新的语言精神形成,语言游戏转化为语言消费。文学被视为一个系统,写作是一个意义被生产、流通和交换的社会过程。语象与视觉符号不断增殖,意义、思想都成为“复制”的精神泡沫,而人的心灵愈益枯竭。至此,当代中国文学的语言自觉及其话语实践,完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语言的不及物,解除了现实法则和神圣的道德律令,在凸现自身的同时导向了语言本体论,语言崇拜变异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衰变为语言消费。

   及物,还是不及物,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语言自觉的迷津。当“觉醒论”将不及物性当作语言的本性并依此消解文化传统时,理论上的迷失便产生了。语言及物与否,对文学而言,实际上是文化认同与建构的问题,决非是纯语言学的命题。语言的意义决非纯粹存在于客观的符号学规则之中它更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意义,它关涉到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的社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本性永远是指涉性的,指向一种文化建构,真理、理性与理想人性是永恒的,是构建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精神力量。对意义的渴求是人的本性,也是语言的本性。所谓不及物性,只是体现了某种文化精神的转换和偏离,是对语言物化、人的生存僵滞的超越,但必定指向更高的精神意向,而决非是“无比虚空的场所”。

作者 : 袁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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