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奏后斩……”看毛泽东的语言智慧

  1938年10月,八年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结论里,专门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对党内以陈绍禹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值得提出的是讲话里他用了丰富、鲜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对国民党的政策。不仅成为政治上的绝招,而且也是文字上的神来之笔。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党内某些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分别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四种对策。

    分别为——“有些应先征得国民党同意”的,“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

  “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

  “有些则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会议之类。”

  “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防碍大局的事情。”

  这些已被历史铁一般证实的政治策略,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的高度智慧,而且也展示了他在语言文字上的创新精神。请问自有汉字以来,唯有“先斩后奏”,代代流传;但有谁会说“先奏后斩”呢?还有“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呢?恐怕也就毛泽东一人了。当然,他创造出这些“说得清楚,听得明白”新语言,首先在于解决实际问题。问题解决了,可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化。

  语言来自修养也来自智慧。一次北戴河会议上(是否七千人大会说不清了),毛泽东用二十世纪的语言讲起了刘邦拒见郦食其的故事。绘声绘色,并有发挥。竟然说出了刘邦的“现在是在战争时期,我不见知识分子”的当代语言。当场数千“党政军负责同志”,顿时开怀大笑,倾倒无数。语言也是武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压制和,贬低已经有120万军队、200万民兵和1万万人民的共产党,居然荒唐滑稽的提出其要以“文化团体”的资格参加参政会的规定。毛泽东针锋相对,而且一针见血地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一下子就戳破了对手弄巧成拙的伎俩。毋庸讳言,毛泽东的“阳谋”说,同样也是别具一格。政治上不讲,语言上也是一个突破。

  还记得毛泽东对于别人语言的引证发挥,也带有自己的风格。比如他提到孙中山的建国观念时,提出过“最短”的要求。接着毛泽东解释发挥说,不是最长,也不是很长,还不是较长,也不是较短,而是最短。(很抱歉此例仅靠记忆,原文尚需核对)他把引证语言也发挥的精确已极,好像掐时间用上了秒表,量尺寸用了千分卡一样。使要阐明的问题清清楚楚、丝豪不差。

  人们在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军事家”之后,也还加上了一顶“伟大的文学家”的桂冠。然而毛泽东的文学资源在哪里?仅仅是那几十首诗词吗?

  不仅如此。他的语言智慧,他的文体造诣(这只看一下邻近的《向国民党的十项要求》和《〈中国工人〉发刊词》的文体差别就一目了然了。)都是他宝贵的文学财富,当人们现在惊叹西方的意识流大师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用二百多个词语来描写雷声的时候,不也可以体会一下毛泽东的“先奏后斩”吗?
                 
  



  
 

Copyright(c)2003-2004 常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版权所有

建议使用IE4.0以上浏览器,分辩率800*600观看